2018年9月29日

雕塑:〈被縛的安琪莉卡〉

     Albert-Ernest CARRIER-BELLEUSE
被縛的安琪莉卡 

         本作取材自16世紀義大利詩人阿里奧斯托(Ariosto, 1474-1533)所的史詩《發狂的奧蘭多》(Orlando Furioso),公主安琪莉卡(Angelica)被鎖在海邊岩石上,行將被一頭海怪(orc)吞噬。羅傑(Ruggiero)騎著鷹馬獸(Hippogriff)及時趕到,用神盾的光芒迷惑海怪的眼睛,並將具有護身法力的指環戴在安琪莉卡手指上保護她。羅傑解除了她的束縛,最後騎上鷹馬獸將她載走。

       作品堪稱卡里葉-貝流士作品當中,最富感官肉慾的再現場景。在創作此一作品之際,卡里葉-貝流士已考慮將此作品送往1866年的沙龍展,以及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因其略帶戲劇化的外觀,這件作品被柏傑(Burger)列為克雷辛傑(Jean-Baptiste Auguste Clésinger, 1814-1883)〈遭蛇噬的女人〉的延續;同時,也因其散發出的官能感,這件作品亦成了普拉迪葉(James Pradier, 1790-1852)大量裸女形象的延續。女體全身的樣態,亦可見出於安格爾著名的〈土耳其後宮與女奴〉。
       此一扭曲的人體,與古典學派的典範完全決裂,成為展示一感官女體的全然藉口,動作較個人先前的作品更具挑釁性。媒材的紅土顏色,令人憶起真實人體的膚色。寫實主義的人體塑造,並符合法國雕塑過往的純粹傳統,將激情、節制、優雅,共同涵容成一和諧的集體,並佐以安琪莉卡些許放縱的媚態。強烈的姿態與生動的活力,帶有新巴洛克的精神性。即便可能只是卡里葉-貝流士遺世後的作品,這件作品仍具有模印的出色品質,並經工作室的粗胚雕工所修復。

雕塑:〈沉思者〉

奧古斯特羅丹
沉思者
青銅
高61cm

〈沉思者〉最早是計劃安置在裝飾藝術館(decorative arts museum)地獄門〉(The Gates of Hell)群雕橫楣上的一座銅雕,後來羅丹及其學生用大理石和石膏重塑了該雕像,目前至少存有28座。
    羅丹於1880年接受委託製作〈地獄門〉,但直到1917年羅丹辭世都未完成,因為經常做即興的修改。羅丹逝世後,〈地獄門〉才由巴黎羅丹博物館第一任館長定型,包括186個人物塑像。
       〈地獄門〉取意「從我這裡走進苦惱之城,從我這裡走進罪惡之淵,你們走進來的,把一切的希望拋在後面。」每一座雕像都分別代表史詩中的一個人物形象,分別表現出人物的情慾、恐懼、痛苦理想希望、幻滅死亡感情。在印象主義雕刻的風格界定下,羅丹因此有時亦被稱為象徵主義者。

        原來計畫做為裝飾藝術館的地點,之後改建為奧賽火車站,日後又成為奧賽美術館。現藏於該館的石膏模型,為1917年翻鑄的作品,高635公分、寬400公分、長94公分,雖然不是原始規劃的大門,但終於得以矗立在原規劃地點。1928年以這個石膏模型為主,再翻鑄了三座青銅〈地獄門〉,分別收藏在巴黎的羅丹美術館、美國費城的羅丹美術館、以及日本東京上野公園的國立西洋美術館。之後巴黎的羅丹美術館再翻鑄青銅版本分藏各地,包括瑞士蘇黎世的蘇黎士美術館(Kunsthaus Zurich)、美國的史丹福大學的羅丹雕塑公園、以及韓國首爾的羅丹藝廊。

       作為〈地獄門〉主要地位的這件〈沉思者〉,羅丹曾製作過大、中、小三種尺寸。約1880年,他製作出第一版比例較小的中型沈思者的石膏原模,第一座大型銅鑄造的沈思者則於1902年完成,但直至1904年才對外展示。1906年,在羅丹追隨者的規劃下遷至忠烈祠,1922年後移至畢洪宅邸Hotel Biron),即後來的羅丹美術館。目前全球約有21件大型作品經由羅丹本人和羅丹美術館授權製作;另有25件為1998年起,巴黎的薩耶(Sayegh)畫廊出品,瓦蘇雅尼(C. Valsuani)採脫蠟法翻模製作的複製品(reproduction),這批經由羅丹石膏原模鑄造的紀念碑式沉思者,也是世上僅存的一批大型羅丹沉思者,已獲得法國政府官方認證。奇美收藏的編號1025,尺寸為180×150×94cm。台灣目前總計收藏三件,其餘分別收藏於亞洲大學、清華大學,價值約台幣6000~8000之間

〈沉思者〉之所以如此著名,原因可能來自三方面:首先,它是羅丹最大也最重要的作品〈地獄門〉當中,注目的焦點;其次,它的流通系統極為明顯;同時,當作品被放大時,為一般大眾帶來了更廣闊多樣的意義解讀。
關於〈沉思者〉人物的涵義歷來並不確定,1889年當它首度獨立展出時,展覽目錄寫著:「沉思者;詩人;門之片斷。」與「但丁」的關聯並未排除,但已轉為更廣義的詩人的形象,處於一種「製造者」、「創造者」的詩人概念。1906年,當大型翻鑄在忠烈祠前揭幕,成為羅丹首座在巴黎著名的公共場所屹立的作品。國家美術部的秘書Dujardin-Beaumetz以此對巴黎群眾公開喊話:「在此偉大無聲的雕像面前,諸多世代將會興衰更迭,但他質疑的目光,將會探詢人們為人類的福祉做過什麼。他將看穿他們意識的深淺。」從此刻起,〈沉思者〉成為紀念碑的形象之一,激發出更多重要的人類思想:包含創造的潛能,深度的智識探究。
此一裸體人物頭上戴著布質的軟帽,類似傳世的但丁肖像畫。人物以裸體形象出現,原因在於,羅丹有意以米開朗基羅英雄式的藝術形象來表達智慧詩意,他解析道:「一個人的形象和姿態必然顯露出他心中的情感,形體表達內在精神。對於懂得這樣看法的人,裸體是最具有豐富意義的。」在米開朗基羅1505年為教皇尤里烏斯二世(Julius II)陵墓所繪製的原始設計圖上,陵墓的頂層即有一名詩人的塑像,其他亦有沉思生活的人像代表。學術界公認〈沉思者〉支頤沉思的坐姿,一方面受到米開蘭基羅1526~1531年間為羅連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 1449 –1492)陵墓所作的坐像的影響,一方面則受到卡波(Jean-Baptiste Carpeaux, 1827 - 1875)〈烏果里諾〉(Ugolino)的啟迪。然而,沉思者裸露的身體和強健的體格,看起來更像一名運動健將,而非智者。
        相較於常態下人體左肘支撐左膝的動作,右肘支撐左膝會使得正常狀態下均衡平穩的人體姿態產生更大的變化,造成失衡、扭曲與對比、衝突。右肘支撐左膝使得原本穩定的垂直向下動作,變成不穩定的向左下方構成一道斜線,同時運動的距離也變長,如此便牵引了右肩下沉,完全破壞了上半身的穩定狀態。另一方面,右手並非以手心支撑下巴,而是以手背支撑下巴,並且同樣反常地向着右肩内縮,这样就使得右肩更加往前凸出,強化了身體的不平衡穩定狀態。

        羅丹生前對於青銅雕刻作品不具任何成文的規定,件數、尺寸、簽名均由藝術家自由心證,藝術市場尚在銅雕的鑑定與鑑價一片混亂。羅丹逝世後將所有的雕塑創作捐贈給法國政府,為確保大師遺作的藝術與市場價值,羅丹美術館發起並召集專家,督促政府研擬、訂定各項相關法規,建立上軌道的銅雕制度。
        1920年代初期,法國制定了第一條有關銅雕的法律:強制規定銅雕上必須有作者簽名,鼓勵並建議數量以12件為限,並標明件數及鑄造者。此項法規沿用至1956年,才進行第一次修訂。除了原來強制規定的作者簽名,還必須加上12件作品的編號與鑄造者姓名, 1967年,法規規定須加上鑄造年代與著作權標誌。1981年,對於限量鑄造12件青銅雕刻的規定進行增補條例:12件銅雕中,其中8件編號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標示方式為1/88/8,這8件可由私人收藏家自由買賣,其餘4件為「藝術家保存版」(Epreuve d’artiste),另以羅馬數字標明,標示方式為I/IVIV/IV,這4件必須優先售予以公共展覽為目的的機構。
        透過這些相關法令,僅有12件編號作品才可被視為藝術品原件,其他新鑄的銅雕,只能被視為「複製品」(reproduction) 或「後製品」(aftercast [surmoulage])。

2018年9月15日

雕塑:〈巫格里諾.波杰托〉

〈巫格里諾.波杰托〉
1860
Jean-Baptiste CARPEAUX

法國,1827-1875

       巫格里諾(Ugolino Dell Gheradesca)Donoratico的伯爵,為13世紀比薩(Pisa)的代理教皇派系教皇派(Guelph)的首領。為了讓敵對的強大教皇勢力進入突斯康尼省(Tuscany)而做出讓步,於1285年暗助佛羅倫斯及盧卡(Lucca)兩城,割讓了先前被比薩割據的若干城堡。此舉引發了同為派系權力中心,被稱為「人民的船長」(captain of people)的,同為教皇派的巫格里諾的孫子尼諾(Nino Visconti)及其他教皇派人士的嫌隙。為了從日漸壯大的另一派系奇伯林黨(Ghibellines)的龐大財富當中取得利益,巫格里諾與其首領──代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魯吉利大主教(Archbishop Ruggieri degli Ubaldini)──簽訂條約,於1288年夏天,趁著巫格里諾故意離開比薩之時,將尼諾驅逐出境。當巫格里諾回到比薩後,有鑑於教皇派的積弱不振,魯吉利乃指控巫格里諾先前出賣了本國的城堡,並聚眾來反抗專制的巫格里諾,隨後予以逮捕。巫格里諾的兩名兒子(Gaddo, Uguiccione)及兩名孫子(Anselmo, Brigata)同時也被幽禁,關在一座俯視著比薩市中心的騎士廣場(Piazza dei Cavalieri),稱為瓜蘭迪(Gualandi)的鷹塔裡,時間長達八個月。1289年3月,當Montefetro的伯爵基獨(Guido da Montefetro)擔任比薩的陸軍上尉,他決定將監牢的大門釘死,並將鑰匙丟入阿諾河(Arno)中。巫格里諾和其子孫共五人均餓死牢中,該塔從此被稱為「飢餓之塔」(Tower of Hunger)。
有關巫格里諾的故事取自但丁《神曲》第三十三篇,地獄第九圈第二環昂得諾環(Antenora Round)的柯奇圖斯河,在此環受刑罰的人多半是叛國者。詩人在此看見兩個靈魂凍在一個冰窟裡,一個罪人狠狠地把牙齒咬進另一個的後頸裡。

       那人聽我問完,抬起他的嘴巴,在那顆被他咬得稀爛的頭上,用僅存的幾根頭髮抹抹嘴唇,然後開口說:「你要我重提悲憤的往事,唉,我未言心先痛,但果真你可以把令我咬牙切齒的叛逆者罪名像撒種一樣傳播開來,我就邊哭邊說給你聽。聽你的口音,你是佛羅倫斯人吧,那你應該知道我。我是比薩的巫格里諾伯爵,這個是魯吉利大主教,我怎樣信任他、怎樣中了他的詭計被捕的事,這些就不用多說了。但是我最後死得多慘,你可能不知道,這也是我如此憤恨的原因。」
   
        他淚流滿面,嘆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
     「我和兒孫被幽禁在只有一個小孔的鷹塔裡──因為我的緣故,它現在改名叫飢餓之塔。我從那看過好幾次月圓了,有天夜裡我做了個惡夢,夢見一個大官跟他的獵狗追逐著一匹狼和牠的小狼,後來那些狼都因為疲倦而遭利齒撕裂,我驚嚇甦醒時,天濛濛亮,正好聽到我的孩子們在睡夢中哭著要麵包吃…。」
   
       伯爵似乎仍在為他挨餓的子孫悲痛,他抹抹眼淚:「他們接著醒來,送牢飯的時候也到了,但從那一刻起,就再也沒有飯菜。我聽到塔底下的門被釘死的聲音,我無言了,面無表情的看著孩子們的臉,希望封鎖住我的痛苦。我沒有哭,整個心變成了石頭。孩子們哭了,可憐的小安瑟姆說:『爸爸,你這樣看著我們…出了什麼事?』我一滴淚也沒掉,也沒有答話,一整個日夜,直到太陽重新升起仍舊不發一語。
   
        我已經快承受不了如此折磨,痛苦的咬著自己的雙手。孩子們以為我這樣做是出於飢餓,立刻站起來說:『爸爸,要是你肚子餓,就請你吃了我們吧,我們的痛苦也會少一點,是你給我們穿上這悲慘的肉體,為了你剝去它們吧。』我立刻鎮靜下來,免得加深他們的痛苦。」
  
       「當天與翌日,我們都沉默不語,啊,堅硬的大地,你為什麼不裂開呢?」
   
        巫格里諾泣不成聲了,但他仍勉強忍住悲傷繼續開口。
  
      「到了第四天,蓋鐸直挺挺地倒在我的腳下,虛弱不堪的哀求著:『爸爸,你為什麼不幫幫我呢?』說完,他就斷氣了。我能怎麼辦,我輕擁著他的軀體,不停的責怪自己。」
  
       「到了第五天及第六天,其他三個也一個一個倒下,從那時起,我的眼睛就瞎了,我摸索著他們的屍體,三天三夜不停的呼喚著他們的名字,我情願因憂傷而死,但飢餓比哀傷的力量更為強大。」
        
        他說完以後,恨意從眼中射出,張大嘴再次往那顆頭顱用力咬下,像一隻狗狠狠地啃著一根骨頭。頭骨碎裂的聲音傳來,我閉上眼,轉身離去。
                                          
        根據一般的故事,皆認為巫格里諾生前吃掉了自己的孩子。但如今,根據挖掘Gheradesca家族陵墓的科學研究,卻質疑伯爵吃人肉的真實性。

        卡波曾經寫過:「今天當一個藝術家感到自己蒼白而又寒冷時,他應該立刻將自己投身到米開朗基羅的作品之中。在那裡,他可以感到溫暖,就像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中那樣。」卡波在這件作品裡,借用了米開朗基羅在佛羅倫斯聖羅倫佐教堂裡的〈梅蒂奇的羅倫佐〉的坐姿,並在此一基礎上加入了新的元素,以增強緊張的張力。巫格里諾交疊在一起的雙腳,如同伯尼尼在〈德蕾莎的狂喜〉中採用的垂下的雙腳,有效地起了強化主題的作用。
        學院的雕塑家琣帝托(Petitot)與其同儕提出報告指出,此件作品的主題不合宜,構圖不明確,裸體不適合歷史人物,且過於強調非解剖學的形狀。只讚許巫格里諾豐沛的活力,以及兩名幼兒真心令人感動的表情。在這件作品裡,卡波顛覆了學院雕塑重視平衡感與易讀的規則,無視於歷史題材該搭配正確的服飾的學院原理,大膽將人物設計為裸體的形象。巫格里諾那極度痛苦的形態和表情,無不反映出卡波對米開朗基羅風格的崇尚與膜拜。

雕塑:〈冬天〉

〈冬天〉
Albert Ernest CARRIER-BELLEUSE
法國, 1824-1887

       

        卡里葉-貝流茲為第二帝國時期最有名的室內裝潢師,受教於學院傳統以外的養成教育。羅丹24歲時曾進入其工作室擔任助手,早期作品深受其影響。

        獨特的大理石基座出於義大利中北部布雷沙地區(Brecian),題材的選擇、結構的安排、以及注重面部自然神情與繁複衣飾褶紋的對比上,顯示出1860年代晚期或1870年代初期所發展出的一種新巴洛克風格。

        作品帶有新洛可可(neo-rococo)的細致明確感官,表面質感的豐富性充滿活力,但避開了紛亂的表現性格。在季候的嚴峻挑戰中,卻不見狂暴與痛苦的感受,成為卡里葉-貝勒茲最代表性的風格。畫面呈現母子依偎在寒冬當中,但人物面孔卻未現出痛苦、不堪的神情,取而代之的是篤定、親暱、睿智的堅忍,母與子相互緊握的手,成為畫面的中心以及最受關注的焦點,母親從上到下呵護幼子的巨大形象,讓整體帶有英雄式的紀念碑效果。

        此一男女共同的肖像體,為卡里葉-貝勒茲經常表現的模式。人物外貌及心理特質,則趨近胡東(Jean-Antoine Houdon, 1741-1828)的風格。

雕塑:〈提水的女孩〉

〈提水的女孩〉
Joseph Bernard
法國1866-1931

          

作品的雛形完成於1910年,本作則是1937年翻製而成。

 

       作品首先受到中世紀法國哥德式(Gothique)教堂雕刻的影響,有別於19世紀的學院雕刻傳統。頭髮盤起,除了暗示工作中的狀態,也呼應了下方水桶的圓形形狀。人體的形塑帶有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式的實驗形式:首先,著重表現內心的情感,忽略對對象進行完整形象的描寫,使人物形成絕對單純化的意象。其次,在線條的單純化之外,人體缺乏多餘的裝飾(例如衣飾、褶紋),姿態的選擇亦採取了最簡約的方式。

        以羅丹(François Auguste René Rodin, 1840-1917)為首的象徵主義雕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隱喻、暗示性的手法,深刻地傳達了人類靈性、精神、情感等多面向的複雜情緒,並蔚為大家。貝爾納的表現主義手法,則將羅丹式的人物內在複雜情緒大量抽離,雖然兩者同樣呈現憂鬱的姿態,但貝爾納人體直立、僵硬的姿態,仍塑造了一種新的時代風格。

雕塑:〈花神芙羅拉〉

〈花神芙羅拉〉
Leopoldo Ansiglioni (1832-1894)
年代不詳
大理石
57.9 x 58.9 x 153.6 cm


        花神芙羅拉是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掌管花朵和春天的女神,因此每年約在四、五月之際,古羅馬人會舉辦「花神節」(Floralia)來祭祀花神,慶祝春天的到來和生命力的復甦。

        作品風格源於烏東(Antoine Houdon, 1741-1828)的〈冬〉(寒冷的少女)。兩腿的立姿,以及一手置於胸前的姿態,源於古代「遮羞的維納斯」(Venus pudica)的母題。傳統上,春神皆以女孩來作為象徵。雕像上作為春的象徵的花朵,則透過女孩眼神下垂的方式,分別置於胸前,聯繫到腰際,再落到腳邊,以貫穿整個人物的方式,來提示女神的青春形象。雙腿一前一後的交接方式,除了提示前後的空間,也點出了輕微的動態感。寬大的衣袍覆蓋著全身,但隱約透明的胸腹及下體的白紗效果,則創造出動人的性慾形象。

        不同於傳統上春神歡樂的典型形象,此處女孩優雅細緻的手部動作,以及低垂的臉孔,幾乎帶著一憂鬱的形象,傳達出一獨一無二的冷峻表情。女孩俯視垂落腳邊的花朵的神情,似乎暗示著青春終將消亡的不捨,呼應了對於19世紀「死神與少女」母題的理解,以及「慾望與天真」的矛盾情結。

雕塑:〈帕里斯劫持海倫〉

〈帕里斯劫持海倫〉
仿
Pierre PUGET

法國, 1620-1694

      作品取材希臘神話,講述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為了得到最美女子海倫(Helen)的愛情,而將象徵「最美女神」的蘋果交給維納斯(Venus),前往斯巴達奪取海倫的時刻。站在船上穿著軍裝的帕里斯拉著海倫的手,掙扎的海倫被隨從強抱上船,透過三人的互動,捕捉著搶奪海倫的戲劇性時刻。

 

        作品令人憶起伯尼尼(Gianlorenzo Bernini, 1598-1680)的〈阿波羅與達芙妮〉,海倫悲劇性的臉孔,則類似伯尼尼〈被劫掠的珀耳賽芙涅〉裡的珀耳賽芙涅(Persephone)。人物由上而下組織的方式,亦類似吉哈登(François Girardon, 1628-1715)的〈被劫掠的珀耳賽芙涅〉。

         作品具有巴洛克時代的藝術典型,將一件雕塑與另一件雕塑彼此鎖定,以吸引觀眾進入造形群體的作法。普傑以中央的基柱為中心,充滿張力及扭曲的人物,包含海倫向外延伸的手臂,以及緊抓海倫的其他人物的手臂與腿部的平行斜線,共同形成一統一的平面節奏,以及環繞的空間效果。

        作品同時呈現了人體自然的美感及衣飾的效果,在人體與衣飾彼此緊密的串連當中,形成戲劇化的效果。伯尼尼人物扭曲的動力論(dynamism),以及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豐盈的肉體感,在此合併為一複雜有力的線條與形態,將人物的重心上下游移,成為一以海倫為中心的、相互折衷妥協的內聚效果。

 

雕塑:〈賽倫諾斯的榮耀〉

〈賽倫諾斯的榮耀〉
Aimé-Jules DALOU
法國, 1838-1902

        達路的〈賽倫諾斯的榮耀〉的原始雛形,最早出現於1885年的沙龍展裡。這裡出現的這件作品,構圖的策略主要建立在不平衡性,各個對角線相互衝撞,呈現複雜的趨勢,然而,整體的金字塔三角形構圖原理,仍是對於學院派的敬意。   
        整體而言,作品呈現了達路對巴洛克題材及華麗的景仰,將神話寓言裡的人物,運用19世紀風行的「新巴洛克式」的手法,以巴洛克式的群體構成方式,同時將優雅與單純的人性慾望,進行戲劇性的結合。19世紀「新洛可可」的手法在此也同樣混合其中,充滿感情以及蛇形曲線的感官意象的人體,伴隨著明顯的性的慾望。

雕塑:〈青銅時代〉


〈青銅時代〉
Auguste Rodin
法國, 1840-1917

     羅丹於普法戰爭後,與Van Rasbourg 共同前往布魯塞爾,並在此鑄造了這一尊大型裸體立像。此立像以一位比利時士兵Auguste Neyt 作為模特兒,由於過於逼真,以至於被指責從真人直接澆鑄而成。

         此作1877 月於布魯塞爾展出,題名為〈被征服者〉(The Vanquished) 此作堪稱雕塑界一大膽的作品,至少呈現在兩方面:首先,內容上排除了傳統雕像經常附帶的主題,例如這件作品當中,即缺少了矛,此一標準的學院派雕塑道具。其次,1877  年在巴黎沙龍展出石膏版本時,羅丹開始更換標題,包括一連串陸續被賦予的標題,如〈於自然當中甦醒的人類〉( Man Awakening to Nature)、〈受傷的士兵〉(The Wounded Soldier) 〈原始人〉(Primitive Man)  、〈青銅時代〉 (The Golden Age)  ,皆不足以解釋此一帶有完美解剖學、最單純的樣貌、古怪地伸展的左手臂的雕像的象徵主義內容。藉由不在場的矛所抑制的雕塑的姿勢,呈現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內容。關於標題的複雜性在於,羅丹認為作品的標題不具重要性,且會隨著作品的演進而有所改變,羅丹因此將傳統的寓言式主題終結。此作取名為〈青銅時代〉,指的是文明的開端,先人剛發明青銅的年代。
        人體的細長比例,呼應了唐那太羅(Donatello)以及梅西葉(Mercié)的大衛像;右手的姿勢及臉部表情,則暗示了米開朗基羅的〈垂死的奴隸〉。

畫作:〈黎恩卓亞〉



〈黎恩卓亞〉 
Frederic Leighton
英國, 1830-1896
      畫面女子為黎恩卓亞,為萊頓經常繪製的女子人物模特兒。此作為萊頓1870 年代開始的新風格,偏愛無動作的靜止姿態,以自在但審慎迷人的學院基本調性出現。唯一的動作姿態,出現在微張的嘴,讓肖像呈現略微放鬆的姿態。        
       女子的造形呈現了 1870 年代後期萊頓常用的人物形象,白色底衣,綠色外衣,搭配著學院派的底色。蠟質般的人體肌理顯得無血色,不像真實模特兒的描繪,但仍顯得優雅。平面式的手法,以及缺乏體積感的人物面孔,可能源自1870年代後印象主義的部分影響。                

畫作:〈風車前的旅人〉

〈風車前的旅人〉 
Jan BRUEGHEL the Younger
法蘭德斯, 1601-1678

        

小布魯赫爾出生法蘭德斯的藝術世家,祖父皮耶特.布魯赫爾(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 1526-1569) 是十六世紀傑出的法蘭德斯風俗畫家。

作品前景近二分之一的畫面以溫和的棕褐為主要色調,展現寬廣的平原。後方蜿蜒的小路不僅帶出空間深度,同時導向遠方以清冷色調為主的城市林木。充滿旅人的鄉間道路,及16世紀末代表科技進步的風車,雖是典型的村落景致,但同時也在尼德蘭繪畫傳統上象徵「人生旅程」、「警惕盲目追求財富」、與「勤奮工作」等多元意涵。這類作品在呈現尼德蘭鄉村風光的同時,也值得觀者玩味深思。

        作品的題材屬於「小風景畫」,描繪所謂「小郊區」(regiunculae)的偏遠鄉村景色,意在傳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鄉村場景」(ad vivum)。畫面場景為哈倫(Haarlem)近北海的「愉悅之地」(pleasant places),主要提供那些熱愛藝術,卻沒有時間到遠方旅行的人,可以迅速瀏覽這些怡人的場所,得到寬慰。富有而忙碌的商人階級,行業的特性使他們被禁錮在城市當中,這些人口稀少的鄉村景色,確實比人口擁擠的城市更加迷人,同時也可能刺激富裕家庭來購買郊區的地產。        

    作品呈現了祖父布魯赫爾式的(Bruegelesque)傳統,萬花筒式的場景,伴隨著多彩的微型人物置於陡峭上升的背景當中。畫面用狹長的橫帶來展示,以風車打破地平線的構圖。無所不在的風車為荷蘭財富的泉源和歷史的象徵,為廣闊的土地開墾項目提供水源。以風為動力推動的風車,亦暗喻著上帝賦予的大自然力量以及精神,它的十字形邊刃與耶穌的十字形相混淆。一些版畫家讚揚風車的不同種類以及決定性的工業功能,從磨麥粉到汲水,以及開墾土地。風車背景中散發光芒的奇特天光,不僅營造了戲劇化的氛圍,又暗示了讓靈魂重生的神聖光明。畫面左下方則繪有幾乎難以辨識的馬匹白骨,象徵人生旅程並非全然和諧美好,而是處處充滿危機與死亡。

    畫面維持了法蘭德斯傳統的風景畫樣式,延續了家族的畫風,視野上採用了俯視的觀點,開啟了一種「世界風光」的尼德蘭傳統,允許格外寬廣的視野。此外,布魯格爾將地平線上升,違反了正確的透視,此乃睿智的喬裝手法,令地平線不知不覺地顯現,以與天空接軌。為了暗示深度,畫面被水平區分為三段,前景為褐色調,中景為黃、綠色調,背景則為藍色調。前景上方橫置著陰影,觀者的目光被中景的明亮色調所吸引,背景的藍色則似乎後退,強調了空間的深度。這與16世紀法蘭德斯畫家,例如帕提納(Joachim Patinir, 1483-1524)所發展出的型態相吻合。

各個人物的臉上,經常避開心理描寫的細微痕跡,並保持一種匿名性,具有作為一名普通人的獨特價值。畫面上沒有一件處於靜止狀態的事物,以一日常生活的場面,來藉此象徵整個人類。人物的細微身形,在自然現象當中成為輕微渺小的因素;辛勤勞動的人類,因此被理解為支配人間萬物生存法則之下的芸芸眾生。農民與牲畜、大自然的和諧共存,意在提醒觀者,農民的生活較之都市人,更具自然理想的標準。

       畫面帶有誇飾的成份,但地形學上的精確性,卻得到了一再的強調。

 

畫作:〈配戴玫瑰的女士〉

〈配戴玫瑰的女士〉
1884
Gustave CAILLEBOTTE
法國1848-1894

       作品首先表現出19世紀後期,繪畫當中所出現的當代服飾傾向。此一概念最早由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所宣揚,在〈現在生活的畫家〉一文當中,他指出,作品要具有現代性,就要描繪當代的服飾時尚。將當代服飾入畫的做法,事實上有別於傳統學院派的美學原理。學院派慣於參照古代巨匠作品裡的人物服飾來創作,以達到永恆、經典的效果。以當代的服飾來作為題材,則完全被視為流俗。
但儘管服飾是當代的,這件作品的技法仍帶有學院的傳統,人物的臉部輪廓從亮到暗之間,採用漸變過渡的陰影,來進行肌理起伏的暗示,完成臉部造形。左臉頰的亮部,提示了光線來源的方向,並強化了光的錯覺。上衣僅用黑白的色調、大小的筆觸,來分別服飾的不同層次,但不進一步具體刻劃摺紋,目的在表現整體的印象。女性的主體被放大,地位因此強化。大面積黑色深色調的處理,亦鞏固了女性的隱忍不發性格。黑衣肖像源於委拉斯蓋茲、哥雅筆下的人物,成為19世紀新的繪畫時尚。黑色亦從過去女性孀居的專屬色彩,轉為新的都會時尚。
       畫面的背景被虛化處理,無任何光線角度的提示,運用統一的色調來塗抹掉所有細節,令觀者無從了解人物所在的場址為何,此為印象派人物肖像的典型特徵,亦體現了19世紀後期巴黎女郎「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時代屬性。
       
于斯曼(J. K. Huysmans)1879年的沙龍評論,稱印象派這種體現時尚的肖像畫,為「一種新的方法,一種獨特而真實的藝術氣息,都提煉自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精髓。」

畫作:〈豐收〉

〈豐收〉
1881
Julien DUPRÉ
法國, 1851-1910

杜普荷是畢勒(Isidore Pils1813-1875)的學生,也跟隨過勒曼(Henri Lehmann1814-1882)學習,1880年獲三等獎、1881年二等獎,1889年萬國博覽會獲銀牌獎,1892年獲騎士榮譽勳章。杜普荷於歐洲及美國終身聞名,富有的美國委託人,皆旅行到法國來取得他的作品。

作品描繪法國北部庇卡省(picardie)所在地的聖˙蓋町(Saint-Quentin)或諾羅(Nauroy)地區的鄉間農忙,右方兩名少女及一位兒童正耙著牧草,兩名男子將牧草堆上馬車。晚春或夏初為牧草的收割季節,以提供冬季或乾旱時期牛隻的食物營養,為最便宜的飼料。牧草的再生能力強,一年可收割多次,通常用長柄的大鐮刀收割。牧草季後,才是麥的收割季。收割後的牧草經常採用自然乾燥法,不需要特殊設備,但很大程度上受天氣條件的限制,需較大的勞動力。其中一種為地面乾燥法,也叫田間乾燥,牧草刈割後在原地或另選地勢較高處晾曬,加上流通的風,達到完全乾燥。根據氣候條件和牧草的含水量可進行草條的翻曬,約1~3天達到完全乾燥。以均勻的一層或成行的方式,平鋪在田間堆積。乾草處理過程需大量人工,將乾草用馬車從田間搬運到穀倉貯存。

畫面的人物可能以杜普荷的親屬為模特兒,馬車上為同為畫家的岳父羅傑(Désiré François Laugée),堆牧草者為妻舅喬治˙羅傑(Georges Laugée)。畫作反映了19世紀法國鄉間的農忙事實,除了上層階級,鄉村各階層的婦女,包含少女,都納入農業勞動的範圍,兒童則承擔一些較簡單、體力較輕的勞動,勞動在此被視為孩童學習生活的一環。除了還原艱困的田間現實的勞動面,畫面安定有序的馬匹,亦顯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默契。 

杜普荷的風格源於布荷東(Jules-Adolphe Breton, 1827-1906),介於學院主義(Academism)與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之間。史特吉(Hollister Sturges)1982年在提及布荷東與法國的鄉間傳統時評論到:「沙龍評論家正確地觀察到杜普荷為布荷東最密切的追隨者,透過形式的理想化,賦予筆下的農婦英雄式的光環,人物經常埋首於有力的活動當中。」但杜普荷高調的色彩及自發性的筆觸鮮明活潑,仍與布荷東的幽暗靜謐有所區別,例如畫作中的各個人物,多從黃色、金色的背景中突顯出來,呼應了早期聖像畫的傳統。帶有雲朵的天空,以及畫面不同的主題(motif),亦饒具活力。

畫面最有力的意象為前景的人物,如同赫丘力(Hercules)般,戲劇化地拋擲著牧草。精細形塑的人物,歸因於學院派的訓練,以及對於布荷東與布葛赫(William Bouguereau, 1825-1905)作品的研究,但未如學院派般僵硬,不論靜止或運動,皆處於活動的動態當中。背景區域若干運用刮刀所作的較自由化的處理,則顯示了印象主義的影響。整體而言,如史佩曼(Marion H. Speilman, 1858-1948)1891年所言,是對於光影對比、構圖的平衡、人物的呈現及配置的完美結合。另外,在觀賞畫面馬匹的臀部時,臀部的正面會隨著觀眾移動的視線左右移動,並始終維持正面的姿態,原因在於人類的視覺錯覺。當人從一定距離外看到立體外凸的物體時,因為無法精準判斷物體的凹凸變化,因此會主觀認定該物體是外凸的,這時若是改變觀賞角度,仍會產生物體正面一直向著觀察者的錯覺。然而,物體的立體凹凸變化不可以太深,不然即使只轉一個小小的角度,大腦仍會判斷原來的立體凹凸輪廓,而不致於產生錯覺。

杜普荷的大自然寫生不同於純粹的風景畫寫生,在寫情主義(intimist)當中,人才是主要的內容,舉凡人們日常生活的描繪,濃厚的鄉下與庸俗特性,鄉鎮的親密關係,都涵容在十足的人道主義理想當中,超越了「19世紀農人正在執行一例行任務」此一事實之上,傳達某種超時間性、準宗教情懷、道德之美的撫慰人心暗示。農人彼此雷同的鏟草姿勢,本身即是人的勞力及勞力摧折人的象徵。乾草車上的人,象徵「人的生產活動是在接近天際處進行的」。

杜普荷見識到1880年代農村勞動方式的變化不大,除了牛隻豢養的改變,許多法國的農作區域仍都未被觸及。他將農人與政治的意涵切割,儘管收穫是艱苦的,但大自然依舊提供充裕的收穫,鄉間生活因此比都市生活更具意義,農人們在此象徵了勞作的純潔。但另一方面,畫家亦可能透過這類作品抨擊了農村人口的遞減,以及大城市容易因工作而取得金錢的誘惑。

 藝評家烏贊(Joseph Uzanne, 1850-1937)在《瑪麗安妮畫集》(Albums Mariani)裡如此描述他:「杜普荷找到了一種適合在鄉下工作的方法,可以隨身攜帶工具材料至任何地方。他在鄉下的小圈子裡很出名,從未與任何人有摩擦,無論對雛菊或龐大的牲畜都一視同仁。坐在牧場的畫布前,小鳥似乎在身邊翩翩飛舞、歌唱。杜普荷的繪畫生涯在愛與藝術的寧靜中渡過,以樸實、雄渾、優美、典雅的天分,成功與榮譽自然降臨在他身上。」同時代藝評家史都利格 (Edmond Stoullig1845-1918)亦寫道:「羅傑先生的〈十月〉(En Octobre)獲得三等獎,是幅優秀的畫作,並不亞於杜普荷先生引人注目的作品〈收割牧草〉。畫面上用叉子將牧草舉起的男人,單獨來看便是一件傑作。」這樣的作品,皆是畫家勾勒幾個主要的線條與調和的色調,之後再回到巴黎佛蘭德林(Flandrin)大道14號工作室中繼續完成。拉芬內斯特(Georges Lafenestre1837-1919) 在他的《沙龍評論》(Livre d'or du Salon)中提到這件〈收割牧草〉:「一輛滿載牧草的大馬車,橫停在田野當中。前景中有個背對著我們翻草的人,正伸出叉子翻著牧草;同伴站在馬車頂端,等他裝上最後一捆牧草。右邊二名拿著耙子正在翻動牧草的女人,旁邊還有個小孩。平坦的田野散佈著草垛,沈甸甸的大片烏雲在天空中逐漸地擴散。烏贊如田園詩般的評論,卻犧牲了那些在鄉野間翩翩飛舞的小鳥,因為它是巴黎畫室中的作品。

畫作:〈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 耶穌祝福小孩〉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 耶穌祝福小孩〉
1540
Lucas CRANACH the Younger

德國, 1515-1586

        內容取材自〈馬太福音〉、〈馬可福音〉。有人帶著自己的小孩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撫摸禱告,門徒便斥責那些人。耶穌見了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上帝國度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耶穌抱著小孩,給他們按手祝福。一旁滿臉不悅的門徒,有彼得(Peter)、雅各(Jacob, 原名詹姆士, James)與約翰(John)

        畫面首見一種反古典比例的傾向,可視為德國矯飾主義的始祖,人物比例差別很大,耶穌的身形最大,孩童的比例明顯過小。人物被置於層層疊疊的服裝與手勢之間,不見明顯的畫面中心人物。人物的目光皆朝向不同方向,畫面的焦點分散。
        門徒的形象呈現扁平狀態,前後空間的距離感與身體的量感不甚明確,例如手臂或扭轉的肩膀與身體的關聯,皆經過服裝或陰影的作用被加以抑制。空間感透過垂直面而非景深的安排,人物在背景中所處的位置因而不甚明確。門徒被集體推向畫面邊緣的位置,此為典型矯飾主義排列人體的方式。
        制式化的服裝紋理帶有裝飾性而非立體層次的性質,可視為晚期哥德風格的尾聲,此一克拉那赫工坊最後20年生產的繪畫裝飾手法,被提高到首要地位,表現方式更為繁瑣,以強調對服裝與日常生活細節的重視。這些大量生產的作品經常配合地方性貴族的品味,以表現家族的成員特性,不斷重複具有漂亮頭髮的婦女形象:包含淡褐色的頭髮、細眉空洞的眼框、S型的體態。優雅細緻的動作加上當代貴族的服飾,讓此類婦女肖像具有青春永駐的特性。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的題材多出現在歐洲北方的繪畫當中,源於克拉那赫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之間的友誼,克拉那赫的工作坊使得此一題材普遍流行。此一時期宗教改革的觀點與「再浸禮教派」(Anabaptists)的觀點有所牴觸:再浸禮教派否認嬰兒洗禮的正當性,只認同成人洗禮;而嬰兒洗禮卻由路德所主張。畫中的白色服飾出現在新生兒身上,起因於在最虔誠嚴謹的新教家庭中,只有小孩有權利穿著白色衣服,其他顏色往往被視為可鄙;而虔誠的基督徒亦必須穿著樸素的暗色衣物,避免墮落與罪惡。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此一題材普遍的另一原因,則在於透過畫作,讓畫中的孩童成功作為一次洗禮的紀念,以及信仰的證明。

畫作:〈沙瓦王子騎馬像〉

〈沙瓦王子騎馬像〉1640
Van Dyck
工坊
法蘭德斯
, 1599-1641

       
面表現王子穿著盔甲,帶著指揮棒,進入一場虛構的戰鬥的情景。通過王子出現在馬背上和勳章的配戴,以表明未來領袖的身分,及其相關職責的傳統。

        把領袖繪製成在馬背上的軍事指揮官,起源於2世紀中期的視覺傳統,如羅馬神殿廣場的馬克奧勒留像,帕多瓦的唐納泰羅作的加塔姆拉塔像,以及維魯其歐作的威尼斯的柯萊奧尼像。

       畫面具備前景傾斜的基調,並以一「雄偉風格」(Grand Manner)來加以展示,帶有富教養的紳士形象。此一風格在英國一直延續到18世紀晚期,成為17世紀英國肖像畫的奠定者。明顯的美化傾向,反映了當時人們關於肖像畫的觀感:即一幅好的肖像畫應給人美的感受,應該比看到真人的感覺更好。

        在肖像真實的反映之外,作品尤其反射出一權力的光環。以武士裝扮出現的王子肖像,其實有其政治因素,因為如此才能把王子的肖像,納入歷史上的君王肖像之列,肖像在此更進一步幫助確立了王儲的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