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Ernest CARRIER-BELLEUSE 被縛的安琪莉卡 |
2018年9月29日
雕塑:〈被縛的安琪莉卡〉
雕塑:〈沉思者〉
奧古斯特‧羅丹 沉思者 青銅 高61cm |
2018年9月15日
雕塑:〈巫格里諾.波杰托〉
〈巫格里諾.波杰托〉 1860 Jean-Baptiste CARPEAUX 法國,1827-1875 |
卡波曾經寫過:「今天當一個藝術家感到自己蒼白而又寒冷時,他應該立刻將自己投身到米開朗基羅的作品之中。在那裡,他可以感到溫暖,就像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中那樣。」卡波在這件作品裡,借用了米開朗基羅在佛羅倫斯聖羅倫佐教堂裡的〈梅蒂奇的羅倫佐〉的坐姿,並在此一基礎上加入了新的元素,以增強緊張的張力。巫格里諾交疊在一起的雙腳,如同伯尼尼在〈德蕾莎的狂喜〉中採用的垂下的雙腳,有效地起了強化主題的作用。
學院的雕塑家琣帝托(Petitot)與其同儕提出報告指出,此件作品的主題不合宜,構圖不明確,裸體不適合歷史人物,且過於強調非解剖學的形狀。只讚許巫格里諾豐沛的活力,以及兩名幼兒真心令人感動的表情。在這件作品裡,卡波顛覆了學院雕塑重視平衡感與易讀的規則,無視於歷史題材該搭配正確的服飾的學院原理,大膽將人物設計為裸體的形象。巫格里諾那極度痛苦的形態和表情,無不反映出卡波對米開朗基羅風格的崇尚與膜拜。
雕塑:〈冬天〉
〈冬天〉 Albert Ernest CARRIER-BELLEUSE 法國, 1824-1887 |
卡里葉-貝流茲為第二帝國時期最有名的室內裝潢師,受教於學院傳統以外的養成教育。羅丹24歲時曾進入其工作室擔任助手,早期作品深受其影響。
獨特的大理石基座出於義大利中北部布雷沙地區(Brecian),題材的選擇、結構的安排、以及注重面部自然神情與繁複衣飾褶紋的對比上,顯示出1860年代晚期或1870年代初期所發展出的一種新巴洛克風格。
此一男女共同的肖像體,為卡里葉-貝勒茲經常表現的模式。人物外貌及心理特質,則趨近胡東(Jean-Antoine
Houdon, 1741-1828)的風格。
雕塑:〈提水的女孩〉
〈提水的女孩〉 Joseph Bernard 法國1866-1931 |
作品的雛形完成於1910年,本作則是1937年翻製而成。
作品首先受到中世紀法國哥德式(Gothique)教堂雕刻的影響,有別於19世紀的學院雕刻傳統。頭髮盤起,除了暗示工作中的狀態,也呼應了下方水桶的圓形形狀。人體的形塑帶有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式的實驗形式:首先,著重表現內心的情感,忽略對對象進行完整形象的描寫,使人物形成絕對單純化的意象。其次,在線條的單純化之外,人體缺乏多餘的裝飾(例如衣飾、褶紋),姿態的選擇亦採取了最簡約的方式。
以羅丹(François Auguste René Rodin,
1840-1917)為首的象徵主義雕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隱喻、暗示性的手法,深刻地傳達了人類靈性、精神、情感等多面向的複雜情緒,並蔚為大家。貝爾納的表現主義手法,則將羅丹式的人物內在複雜情緒大量抽離,雖然兩者同樣呈現憂鬱的姿態,但貝爾納人體直立、僵硬的姿態,仍塑造了一種新的時代風格。
雕塑:〈花神芙羅拉〉
〈花神芙羅拉〉 Leopoldo Ansiglioni (1832-1894) 年代不詳 大理石 57.9 x 58.9 x 153.6 cm |
花神芙羅拉是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掌管花朵和春天的女神,因此每年約在四、五月之際,古羅馬人會舉辦「花神節」(Floralia)來祭祀花神,慶祝春天的到來和生命力的復甦。
雕塑:〈帕里斯劫持海倫〉
〈帕里斯劫持海倫〉 仿 Pierre PUGET 法國, 1620-1694 |
作品令人憶起伯尼尼(Gianlorenzo Bernini, 1598-1680)的〈阿波羅與達芙妮〉,海倫悲劇性的臉孔,則類似伯尼尼〈被劫掠的珀耳賽芙涅〉裡的珀耳賽芙涅(Persephone)。人物由上而下組織的方式,亦類似吉哈登(François Girardon, 1628-1715)的〈被劫掠的珀耳賽芙涅〉。
作品具有巴洛克時代的藝術典型,將一件雕塑與另一件雕塑彼此鎖定,以吸引觀眾進入造形群體的作法。普傑以中央的基柱為中心,充滿張力及扭曲的人物,包含海倫向外延伸的手臂,以及緊抓海倫的其他人物的手臂與腿部的平行斜線,共同形成一統一的平面節奏,以及環繞的空間效果。
作品同時呈現了人體自然的美感及衣飾的效果,在人體與衣飾彼此緊密的串連當中,形成戲劇化的效果。伯尼尼人物扭曲的動力論(dynamism),以及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豐盈的肉體感,在此合併為一複雜有力的線條與形態,將人物的重心上下游移,成為一以海倫為中心的、相互折衷妥協的內聚效果。
雕塑:〈賽倫諾斯的榮耀〉
雕塑:〈青銅時代〉
羅丹於普法戰爭後,與Van Rasbourg 共同前往布魯塞爾,並在此鑄造了這一尊大型裸體立像。此立像以一位比利時士兵Auguste Neyt 作為模特兒,由於過於逼真,以至於被指責從真人直接澆鑄而成。
畫作:〈黎恩卓亞〉
畫作:〈風車前的旅人〉
小布魯赫爾出生法蘭德斯的藝術世家,祖父皮耶特.布魯赫爾(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 1526-1569) 是十六世紀傑出的法蘭德斯風俗畫家。
作品前景近二分之一的畫面以溫和的棕褐為主要色調,展現寬廣的平原。後方蜿蜒的小路不僅帶出空間深度,同時導向遠方以清冷色調為主的城市林木。充滿旅人的鄉間道路,及16世紀末代表科技進步的風車,雖是典型的村落景致,但同時也在尼德蘭繪畫傳統上象徵「人生旅程」、「警惕盲目追求財富」、與「勤奮工作」等多元意涵。這類作品在呈現尼德蘭鄉村風光的同時,也值得觀者玩味深思。
作品的題材屬於「小風景畫」,描繪所謂「小郊區」(regiunculae)的偏遠鄉村景色,意在傳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鄉村場景」(ad vivum)。畫面場景為哈倫(Haarlem)近北海的「愉悅之地」(pleasant places),主要提供那些熱愛藝術,卻沒有時間到遠方旅行的人,可以迅速瀏覽這些怡人的場所,得到寬慰。富有而忙碌的商人階級,行業的特性使他們被禁錮在城市當中,這些人口稀少的鄉村景色,確實比人口擁擠的城市更加迷人,同時也可能刺激富裕家庭來購買郊區的地產。
作品呈現了祖父布魯赫爾式的(Bruegelesque)傳統,萬花筒式的場景,伴隨著多彩的微型人物置於陡峭上升的背景當中。畫面用狹長的橫帶來展示,以風車打破地平線的構圖。無所不在的風車為荷蘭財富的泉源和歷史的象徵,為廣闊的土地開墾項目提供水源。以風為動力推動的風車,亦暗喻著上帝賦予的大自然力量以及精神,它的十字形邊刃與耶穌的十字形相混淆。一些版畫家讚揚風車的不同種類以及決定性的工業功能,從磨麥粉到汲水,以及開墾土地。風車背景中散發光芒的奇特天光,不僅營造了戲劇化的氛圍,又暗示了讓靈魂重生的神聖光明。畫面左下方則繪有幾乎難以辨識的馬匹白骨,象徵人生旅程並非全然和諧美好,而是處處充滿危機與死亡。
畫面維持了法蘭德斯傳統的風景畫樣式,延續了家族的畫風,視野上採用了俯視的觀點,開啟了一種「世界風光」的尼德蘭傳統,允許格外寬廣的視野。此外,布魯格爾將地平線上升,違反了正確的透視,此乃睿智的喬裝手法,令地平線不知不覺地顯現,以與天空接軌。為了暗示深度,畫面被水平區分為三段,前景為褐色調,中景為黃、綠色調,背景則為藍色調。前景上方橫置著陰影,觀者的目光被中景的明亮色調所吸引,背景的藍色則似乎後退,強調了空間的深度。這與16世紀法蘭德斯畫家,例如帕提納(Joachim Patinir, 1483-1524)所發展出的型態相吻合。
各個人物的臉上,經常避開心理描寫的細微痕跡,並保持一種匿名性,具有作為一名普通人的獨特價值。畫面上沒有一件處於靜止狀態的事物,以一日常生活的場面,來藉此象徵整個人類。人物的細微身形,在自然現象當中成為輕微渺小的因素;辛勤勞動的人類,因此被理解為支配人間萬物生存法則之下的芸芸眾生。農民與牲畜、大自然的和諧共存,意在提醒觀者,農民的生活較之都市人,更具自然理想的標準。
畫面帶有誇飾的成份,但地形學上的精確性,卻得到了一再的強調。
畫作:〈配戴玫瑰的女士〉
〈配戴玫瑰的女士〉 1884 Gustave CAILLEBOTTE 法國1848-1894 |
于斯曼(J. K. Huysmans)於1879年的沙龍評論,稱印象派這種體現時尚的肖像畫,為「一種新的方法,一種獨特而真實的藝術氣息,都提煉自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精髓。」
畫作:〈豐收〉
〈豐收〉 1881 Julien DUPRÉ 法國, 1851-1910 |
杜普荷是畢勒(Isidore Pils,1813-1875)的學生,也跟隨過勒曼(Henri Lehmann,1814-1882)學習,1880年獲三等獎、1881年二等獎,1889年萬國博覽會獲銀牌獎,1892年獲騎士榮譽勳章。杜普荷於歐洲及美國終身聞名,富有的美國委託人,皆旅行到法國來取得他的作品。
作品描繪法國北部庇卡省(picardie)所在地的聖˙蓋町(Saint-Quentin)或諾羅(Nauroy)地區的鄉間農忙,右方兩名少女及一位兒童正耙著牧草,兩名男子將牧草堆上馬車。晚春或夏初為牧草的收割季節,以提供冬季或乾旱時期牛隻的食物營養,為最便宜的飼料。牧草的再生能力強,一年可收割多次,通常用長柄的大鐮刀收割。牧草季後,才是麥的收割季。收割後的牧草經常採用自然乾燥法,不需要特殊設備,但很大程度上受天氣條件的限制,需較大的勞動力。其中一種為地面乾燥法,也叫田間乾燥,牧草刈割後在原地或另選地勢較高處晾曬,加上流通的風,達到完全乾燥。根據氣候條件和牧草的含水量可進行草條的翻曬,約1~3天達到完全乾燥。以均勻的一層或成行的方式,平鋪在田間堆積。乾草處理過程需大量人工,將乾草用馬車從田間搬運到穀倉貯存。
畫面的人物可能以杜普荷的親屬為模特兒,馬車上為同為畫家的岳父羅傑(Désiré François Laugée),堆牧草者為妻舅喬治˙羅傑(Georges Laugée)。畫作反映了19世紀法國鄉間的農忙事實,除了上層階級,鄉村各階層的婦女,包含少女,都納入農業勞動的範圍,兒童則承擔一些較簡單、體力較輕的勞動,勞動在此被視為孩童學習生活的一環。除了還原艱困的田間現實的勞動面,畫面安定有序的馬匹,亦顯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默契。
杜普荷的風格源於布荷東(Jules-Adolphe Breton, 1827-1906),介於學院主義(Academism)與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之間。史特吉(Hollister Sturges)於1982年在提及布荷東與法國的鄉間傳統時評論到:「沙龍評論家正確地觀察到杜普荷為布荷東最密切的追隨者,透過形式的理想化,賦予筆下的農婦英雄式的光環,人物經常埋首於有力的活動當中。」但杜普荷高調的色彩及自發性的筆觸鮮明活潑,仍與布荷東的幽暗靜謐有所區別,例如畫作中的各個人物,多從黃色、金色的背景中突顯出來,呼應了早期聖像畫的傳統。帶有雲朵的天空,以及畫面不同的主題(motif),亦饒具活力。
畫面最有力的意象為前景的人物,如同赫丘力(Hercules)般,戲劇化地拋擲著牧草。精細形塑的人物,歸因於學院派的訓練,以及對於布荷東與布葛赫(William Bouguereau, 1825-1905)作品的研究,但未如學院派般僵硬,不論靜止或運動,皆處於活動的動態當中。背景區域若干運用刮刀所作的較自由化的處理,則顯示了印象主義的影響。整體而言,如史佩曼(Marion H. Speilman, 1858-1948)於1891年所言,是對於光影對比、構圖的平衡、人物的呈現及配置的完美結合。另外,在觀賞畫面馬匹的臀部時,臀部的正面會隨著觀眾移動的視線左右移動,並始終維持正面的姿態,原因在於人類的視覺錯覺。當人從一定距離外看到立體外凸的物體時,因為無法精準判斷物體的凹凸變化,因此會主觀認定該物體是外凸的,這時若是改變觀賞角度,仍會產生物體正面一直向著觀察者的錯覺。然而,物體的立體凹凸變化不可以太深,不然即使只轉一個小小的角度,大腦仍會判斷原來的立體凹凸輪廓,而不致於產生錯覺。
杜普荷的大自然寫生不同於純粹的風景畫寫生,在寫情主義(intimist)當中,人才是主要的內容,舉凡人們日常生活的描繪,濃厚的鄉下與庸俗特性,鄉鎮的親密關係,都涵容在十足的人道主義理想當中,超越了「19世紀農人正在執行一例行任務」此一事實之上,傳達某種超時間性、準宗教情懷、道德之美的撫慰人心暗示。農人彼此雷同的鏟草姿勢,本身即是人的勞力及勞力摧折人的象徵。乾草車上的人,象徵「人的生產活動是在接近天際處進行的」。
杜普荷見識到1880年代農村勞動方式的變化不大,除了牛隻豢養的改變,許多法國的農作區域仍都未被觸及。他將農人與政治的意涵切割,儘管收穫是艱苦的,但大自然依舊提供充裕的收穫,鄉間生活因此比都市生活更具意義,農人們在此象徵了勞作的純潔。但另一方面,畫家亦可能透過這類作品抨擊了農村人口的遞減,以及大城市容易因工作而取得金錢的誘惑。
藝評家烏贊(Joseph Uzanne, 1850-1937)在《瑪麗安妮畫集》(Albums Mariani)裡如此描述他:「杜普荷找到了一種適合在鄉下工作的方法,可以隨身攜帶工具材料至任何地方。他在鄉下的小圈子裡很出名,從未與任何人有摩擦,無論對雛菊或龐大的牲畜都一視同仁。坐在牧場的畫布前,小鳥似乎在身邊翩翩飛舞、歌唱。杜普荷的繪畫生涯在愛與藝術的寧靜中渡過,以樸實、雄渾、優美、典雅的天分,成功與榮譽自然降臨在他身上。」同時代藝評家史都利格 (Edmond Stoullig,1845-1918)亦寫道:「羅傑先生的〈十月〉(En Octobre)獲得三等獎,是幅優秀的畫作,並不亞於杜普荷先生引人注目的作品〈收割牧草〉。畫面上用叉子將牧草舉起的男人,單獨來看便是一件傑作。」這樣的作品,皆是畫家勾勒幾個主要的線條與調和的色調,之後再回到巴黎佛蘭德林(Flandrin)大道14號工作室中繼續完成。拉芬內斯特(Georges Lafenestre,1837-1919)
在他的《沙龍評論》(Livre
d'or du Salon)中提到這件〈收割牧草〉:「一輛滿載牧草的大馬車,橫停在田野當中。前景中有個背對著我們翻草的人,正伸出叉子翻著牧草;同伴站在馬車頂端,等他裝上最後一捆牧草。右邊二名拿著耙子正在翻動牧草的女人,旁邊還有個小孩。平坦的田野散佈著草垛,沈甸甸的大片烏雲在天空中逐漸地擴散。烏贊如田園詩般的評論,卻犧牲了那些在鄉野間翩翩飛舞的小鳥,因為它是巴黎畫室中的作品。
畫作:〈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 耶穌祝福小孩〉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 耶穌祝福小孩〉 約1540 Lucas CRANACH the Younger 德國, 1515-1586 |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此一題材普遍的另一原因,則在於透過畫作,讓畫中的孩童成功作為一次洗禮的紀念,以及信仰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