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作：米利暗的讚頌

米利暗的讚頌
Sir William Blake Richmond
油彩、畫布
136 x 490 cm

        19世紀的70、80年代，英國其實並不存在統一的「古典主義」的繁榮發展，但共同的靈感泉源，經常來自於帕德嫩神廟中楣。在當代的影響方面，1837年德拉侯許(Paul Delaroche, 1797-1856)於1837年接受巴黎美術學校委託，為稱為「半圓廳」(Hémicycle)的頒獎劇場繪製尺寸超過88米長的壁畫，在數十年間成為各國藝術家在創作寓意式濕壁畫時的依據。里奇蒙德的這件作品，畫幅及構圖明顯受到前者的影響。

畫面呈現釉瓷般的平滑繪畫表面，為當時學院派的傳統，技法可能來自於阿爾瑪-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 1836-1912)，不使用上光油或光漆，而是在白色畫布上敷沒暗色，使畫面具有驚人的亮度。女性形象源於19世紀晚期波蒂卻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對英國畫壇產生的部分影響；波蒂卻利人物的動作帶有半滑溜、半跑步的特徵，是西方藝術當中，對於嫻靜的女性動作最輕飄以及最令人愉悅的描繪。

       紀念碑式的人體形塑，有別於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無肉體感」的特性，厚實、誇張的腹部肌肉區域，源於古代藝術的知識，成為個人風格的證明。整體風格源於萊頓(Frederic Leighton, 1830-1896)、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表現在普遍化的正方形下巴臉孔。

       畫作當中約瑟腳部擔架的抬屍者，明顯出現了缺乏科學性的表現，令人不解的肩頸分開的不科學性，原因可能如下：首先，這件作品的畫幅為壁畫橫幅形式，狹長的擔架長度，符合畫面的水平構圖。為了加強擔架的延展性，尾端抬擔架的苦力，若頸肩皆置於擔架前方，則此一擔架的後半段能見度，會被截斷成細小的橫條片段，破壞了整個擔架的視覺完整性，造成擔架只有頭部到膝蓋部位的長度視覺感而已。藉由這景肩的不科學性分離，其實恰好製造了另類的前後空間層次感與物體的立體透視感。與吹奏銅管同一平面的這抬屍人的肩膀，本來與頸部的空間只存在些微的前後空間感，但透過擔架的白色橫條色塊，讓抬屍者的肩部與頭部位置，更進一步往畫面背景後縮，並過渡到後方的木乃伊白色色塊。可以說，此一分解的頭部處理方式，是為了讓肩—擔架底—頭—木乃伊，產生更多的空間層次感，因這抬屍者在畫面的構圖配置，已在畫面的上方位置，畫家有意在複雜人群的構圖當中，牽引觀者從前景往遠景逐一檢視畫面；而身為左半部畫面最中心的這抬屍人位置，顯然是米利安身為整體畫面中心點之外，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中心畫面點。

        Richmond從Leighton之處學習甚多，而Leighton在晚期學院派當中，亦經常以不科學性的解剖概念來製造他的人物形象，可以說，學院派藝術家儘管長於解剖學的人體概念，但在藝術追求完美的過程，仍有諸多取捨，以便達成個人覺得更意味深長的完美性。